2024年3月1日下午，由金融博物馆主办，抖音“大有学问”栏目特别支持的“博物馆老友记”系列节目第四期开播直播，当日近30万人线上观看。
本期《博物馆老友记》节目的做客嘉宾邀请到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金融博物馆理事长、全联并购公会创始会长王巍，老友相聚直播间探讨中国经济趋势、财税改革等热门社会话题。
本期节目回顾
金融博物馆老友记的第四期，特别邀请的是老朋友贾康先生。大家都知道，大约十年前，金融博物馆书院曾邀请了很多嘉宾来交流观点，彼此激励。活动曾经在北京，甚至在全国都非常火爆，疫情之后，很多老朋友说还是希望能再见面，特别在是新的平台上。
贾康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财税专家，也是中国财政部科研所当年最年轻的一位所长。我们认识很多年，在疫情期间，他给我寄了一本书叫《贾康学术自传》，我看完之后觉得非常震撼，突然发现我们都是同代人，当年都插过队、下过乡，他还拿过枪、当过兵，然后一起考入大学，之后还都到国外留学，又在体制内工作。但是他在改革的整个大环境下，似乎始终在孤独地走一条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道路，同时又在微博上很活跃，他有大量活跃的粉丝，与他们进行互动，可谓是“上得了厅堂，又下得了厨房”，这样就使他的人生非常丰厚，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 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王巍
新供给学派的创新之处
王巍：
你那本学术的自传里有三部分，一部分是你对重要的财政政策做的解释，诠释个人学术性。这部分我认为它随着世界变化，慢慢会被遗忘，这是一个政策性的东西。一部分是你对整个财政学理的思考，我觉得这是你一个非常坚实的东西，我不熟悉这个专业，我想谈的是，另一部分就是我认为你创立了一个叫做新供给学院研究所。市场经济就是两大块，一个谈需求，一个谈供给，西方经济学对需求的研究是非常充分的，认为供给不用管，供给是完全市场化，不需要管，他就控制需求，所以才出现凯恩斯理论，后来发展到滞涨，不行了这才出现拉弗尔曲线，提出我们不光注意需求，还要注意供给。供给学派长期大家认为就是个减税的问题，那在中国十年前，当时你们刚成立时我就注意到了，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新经济供给学）？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创新，实际是在计划经济上加入了大量市场的东西，其中就包括减税，然后整个技术进步、企业家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能不能讲一下，你们为什么发起这个事？
《贾康学术自传》
贾康 著
贾康：
刚才王会长说的这一套确实是行话，能体现您在学术方面的功力。因为经济学运行就是一个供需互动的，是不断循环的过程，人类社会脱离自然界以后，首先解决的需求问题是先生存。生存是什么呢？要解决供给侧，供给的问题。漫长的过程以后，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了一个供给方面的巨大的创新成果，叫做农业革命，再往后，来了一个工业革命，有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这个生产力一下子就上去了，供给侧的创新就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咱们现在的信息革命日新月异，最近大家都在议论的人工智能，ChatGPT让大家眼花缭乱，如今又出了个Sora，但回到基本原理上，无非还是供需之间的互动。
凯恩斯的思路，和以后跟凯恩斯不同的其他的学派思路都认为调控主要就是你对需求什么态度？凯恩斯认为政府需要反周期，其他的一些认为政府反周期实际上政策从长期来看无效，政府还是要回归到更多的无为而治。货币学派就说，政府你只要按照比如说3%的货币供应量稳定的来，你别的事什么都不要管，但是不论他们怎么分歧，都是说需求这方面，政府要有一个态度，至于说供给更是不参考的。这个理论前置的大前提是叫什么？充分竞争。我们那时候注意到，在中国这个发展过程中，光靠这套解释不够用，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也有这种周期的问题，也必须反周期，这个东西都解决了以后，觉得还不够，因为我们关联到很多的事情，它是跟结构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比如说通货膨胀，猪肉价格造成的，带出整个物价上涨的压力，这时候你要说抽紧银根，其实不能够对症下药，必须采取针对性的、结构性的去增加输入供应的措施，就是怎么供应。当然还有很多共识，财政说叫点调控，那就解决了把物价调低的政策目标实现的问题，就启发了我说那国际上如何呢？其实美国这个实际调控里边，这种点调控，早早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干什么呢？它就是结构性地对症下药，它意识到新技术革命里边，信息高速公路是必须要政府给予特定政策支持的，只靠企业自发是达不到他们这种需求，他们至少决策人认为意愿中的目标需要政府在这里边去介入。后来到了3D打印机、制造业重回美国，包括美国的商务部华裔部长朱棣文去考察视察特斯拉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线，然后跟着4.3亿美元优惠贷款给的支持，这不是需求管理，不是凯恩斯主义所说的那个东西了，它就是点调控制的供给。这个点调控制任务启发我们就是说无论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其实这都是一个经济学里边过去存在明显不足的问题。我们后来也提出了在中国进一步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应该做的调控的这样一个视角上，需要有理性的供给管理，结构里边有制度结构，有产出供给，各种各样的，所有这些要素的供给，它都是发生在这一侧的，需求就是一个可通用的总量表现。
在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里形成一个基本认识，有一个简要的公式。首先得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而言是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这叫做市场的有效性要得到承认，有效市场先摆在前面。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就是不能简单的光讲政府无为而治，政府还得尽在治理方面自己应尽之责。但是有为也有共识，有为还必须有限，有为不能变成胡为。有为政府是体现的，政府不能不考虑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
90后最关注的三大税收
王巍：
老贾，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签是中国最优秀的财税专家。咱们把企业税、商业税、流转税抛一边。针对90后大量抖音朋友们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个人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这三个税。
贾康：
您说的这三个税都被称为直接税，实际利益和老百姓的联系密不可分。个人所得税在改革开放之初，首先确立的这个税种时，只针对当时进入中国的外国专家，当时确立所谓起征点门槛是一个月800块。80年代初外国专家大量进入中国，他们取得的收入按照国际惯例必须交个人所得税。到了80年中后期，国人开始富裕起来，然后就推出个人收入调节税，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400块钱以上你就得交税。后来又推出个体工商户的个人所得税，因为大量的做买卖的人不是企业。到了1994年，当时的配套改革里有了一个进步，把前面三种税合在一起，即为个人所得税，它具体征收不是国际惯例上的综合在一起征，各自规定不同的税率。到了2018年是把四种劳动收入综合，包括工薪收入、稿费收入、劳务所得收入，特许权收入，原有的工薪超额累进。税制需要规范性，个人所得税在下一轮的必然要做的改革中间可能就得根据导向解决问题，需要结合一轮一轮的问题去逐渐优化方案。
房地产税这个事情谈了很多年，基本认识框架就是要解决现代化的制度建设问题，也是供给侧所说的制度，供给的有效性问题是绕不过直接税里边的这个房地产税，它是一种不动产税。网上流传说国外都是私有制土地，是私有地皮。中国土地都是国有的，有了房产证还征房地产税，法理不通。国外不是所有的地皮清一色的私有制，有私有的也有国有的，地皮上面的房屋一视同仁，通通的都要征市政税。实际上对房地产税，它到底是说什么呢？你住在这里，政府要给你提供安全条件，要有警察来维护治安，警察当差要发饷，这个税是跟你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的。2021年8月，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着力推进共同富裕。房地产税是一个相关的调节手段，而且是规范的，就得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目前，国内房地产、税展企业还仍然在酝酿当中，还在酝酿。
遗产税，它更多的是一个政府态度和一个对于公益事业的倒逼机制。倒逼从国际经验来看，有的国家开征，有的国家不开征，而且有反复，但更多的是看重它的一个引导效应。公益慈善在美国非常典型。因为美国过去早早就推出了遗产税，它实际上逼着富户做二选一，与其你去交很高的遗产税，历史上曾经高到边际税率70%以上，完税以后你才能够让你指定继承人合法继承遗产，不如考虑建立一个公益性基金会，把这个财产的一部分捐在基金会里，这样就不必在以后作为税收。在中国开征遗产税，首先法理上应该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的官员的财产能不能够建立世界上通行的报告制度和公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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