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31  【精彩回顾】黄奇帆:关于地方政府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发展的九个抓手|金融大讲堂


2018年8月30日下午,第三届东北并购年会开幕之际,产业金融博物馆特别举办“金融大讲堂”,邀请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带来主题演讲:“关于地方政府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发展的九个抓手”。



黄奇帆

重庆市原市长


经授权,以下为演讲全文实录:

关于地方政府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发展的九个抓手

                         ——在产业金融博物馆的专题报告

黄  奇  帆

(2018年8月30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重大部署。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转换。


今天,我结合学习体会和工作实践经验,围绕地方政府如何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大家做一交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企业激励、技术创新驱动、人力资源、运行成本、制度环境等要素进行改革创新、形成完善的供给结构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的重要手段。过去几年的实践中,社会上一些人总喜欢把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西方的供给学派理论搅在一起。二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答案当然不是。审视西方供应学派理论,主要基于三个原理:一是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二是拉弗曲线,认为“高税收会抑制供给”;三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总体看,这些理论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践上也为一些国家某个阶段的经济复苏提供了支撑,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有三大不同:首先,供给学派过分相信市场功能,对政府的作用不以为然,甚至反对政府的有效管理,这是一种走极端的表现。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科学的辩证法。其次,供给学派的制度化供给是基于私有化的制度供给,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效率。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共同发展,“两个轮子一起转”。第三,供给学派认为,只要在供给端有效调节就能解决所有市场问题,就不需要需求侧了。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排斥需求侧,一般来说,需求侧的调控,往往是宏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论松紧,基本是一刀切,而供给侧的调控往往是具体分类、精准推进。总之,需求侧、供给侧两方面各有侧重,可以相互补充,并不绝对化排斥。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因此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降成本推动企业供给,以创新创造市场供给推动新产品新技术供给,以制度改革释放生产力供给。相比需求侧主要靠中央的普惠性政策,供给侧注重的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点滴成材,主要靠地方政府主动操作,中央的政策在此过程中更多地起着宏观指导作用。因此,地方政府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主动作为、责无旁贷。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作为地方政府,在九个方面应当高度重视、持续发力:

一、着力从企业产品端改善供给结构

习总书记明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具体工作中,需着重抓好以下方面:


(一)谋划符合时代特征的主流产品并抓住支撑这些主流产品的战略新兴产业。从经济发展规律中,我们不难看到,每过二三十年都有进入千家万户的主打产品,谁能成为这些产品的生产基地,这个城市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领跑者。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中国家庭的主打消费品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老四件”,这方面,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就拔得头筹;到了八九十年代,空调、冰箱、洗衣机、彩电等又成为新一个时代的主打产品,珠海、合肥、青岛等城市就脱颖而出;新世纪以来,汽车、电脑、手机、平板电视等产品则逐渐走进平常百姓家庭。过去10几年,凡是瞄准这些主打产品,全力以赴干的省市,就能抓住机遇,走到全国前列。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任何产业都会有市场饱和的时候,都会碰到“天花板”,即便原来的结构再好,也会出现青黄不接的状态。这样持续五年十年,它的增长率就会掉头向下。这就有个主打产品升级换代、与时俱进的时候。那么,今后10—20年,进入千家万户的主打产品会是什么?从世界范围看,包括VR、AR在内的穿戴式智能终端、物联网智能终端将进入家庭生活,机器人、3D打印机、新能源智能化汽车等也可能成为主导产品,应该成为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除了要谋划并抓住这些时代的主导产品外,更要重视支撑这些主导产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考虑到这种情况,2014年8月,国务院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包括集成电路、液晶面板等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石墨烯及纳米新材料,轨道、通用航空等高端交通装备,新能源及智能汽车,综合化工,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产业,等等。这些产业,市场空间极大,很多是中国市场短缺的。比如,在中国2万多亿美元进口中,集成电路进口了2000多亿美元,液晶面板进口了1700亿美元,天然气和原油进口了20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些产业是国家长远的进口大项,也是世界市场需求增长较快的产业。对地方政府来说,结合实际,做大做强其中一两个产业领域,在全国甚至全球形成独特的优势,就一定能在区域竞争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围绕产业链形成集群化发展格局。怎么做大做强所瞄准的产业领域并形成竞争优势呢?按照集群发展理论,集群式发展,不仅可以使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的资源要素实现有机整合,避免行业内的供需错配,使供给更加精准有效,还能通过产业链条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良性竞争,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促进优胜劣汰,延长产业的寿命周期,实现产业能级的快速跃升。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能够有效降低物流等成本,补齐创新等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发展模式,能为地方政府调结构、转方式起到核心支撑作用,是不容易垮掉的。具体方式上,要推动三种集群: 


首先是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的集群。比如说汽车产业,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游零部件产业的百分之七八十都实现本地化生产。又如,搞电子产业,笔记本电脑有2000多个零部件,就要本地化几百上千家零部件企业,从集成电路到液晶面板,从印刷线路板到机壳,各种各样关键零部件都能实现本地产。这样上游、中游、下游产业链,形成集群。


二是促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当一个大产品产业链集群形成之后,那么它的上游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产业既可为这家龙头企业服务,也可为那家企业服务,这就有条件把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地方有希尔顿也有喜来登,有可口可乐也有百事可乐,这样就使得这个产业“东方不亮西方亮”。否则,如果只有一个世界级企业,今年它订单多了,就可能大发展,明年如果丢了几个大单子,就可能出现20%、30%的负增长。这样,会使得一个地区的经济大起大落,进出口也大起大落。只要形成了这种同类企业集群,即使有个别龙头企业遇到困难,但就产业整体而言,是稳定的,是持续向上的,整个产业集群就能健康发展。


三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形成集群。产品销售过程中,会产生结算和物流等环节。比如,产品在全球销售、在全国销售,就会使得与结算、物流相关联的各种服务型企业集聚扎堆,围绕着制造业集群来布局产业链。


(三)建立健全产业“微笑曲线”。一个产业领域中,有研发、生产、销售、结算等多个环节,单个企业不可能“大而全”、“小而全”的干,过去几十年由于交通工具便捷化推动世界变成平的,产生了水平分工的发展模式,也就是龙头企业、品牌企业抓住品牌、研发和销售结算体系,把各种零部件制造和整机组装以水平分工分包给各类企业。这种分工对一个龙头品牌企业来说,是合理的,能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形成良性的竞争力。但对地方政府而言,世界并不是平的,如果产业发展没有形成全产业链,重点招引的组装等制造环节可能处于“微笑曲线”低端,除了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没有太高的附加值,同时加工基地很不稳定,随时可以拎包走人,企业很容易转移到其他地方。所以,一个地方要形成国际化主打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就要在全产业链上下功夫,以垂直整合的方式,把研发、材料与零部件制造、物流、仓储、结算、销售等高端环节与整机组装制造集于一地,占据“微笑曲线”全产业链,就能形成集群化竞争能力,这样做对品牌企业还是水平分工的加工贸易模式,但对地区制造业则是垂直整合的产业集群。这样,整个产业的“大厦”就能拔地而起,我们就能掌控整个“微笑曲线”,真正“微笑起来”。


二、着力加大小微企业供给力度

众所周知,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很重要的标志是小微企业活不活跃、非公经济繁不繁荣。近年来,各国政府无不在推动大企业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小企业发展。就我国而言,小微企业贡献了我国60%以上的GDP、80%左右的就业和50%以上的税收。可见,小微企业对有效抵御外部经济风险,激活内部经济需求,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至关重要,已成为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源泉。


发展小微企业,其政策支持与大型企业有显著差异。对大企业而言,由于有比较良好的资本信用和竞争实力,融资能力一般都比较好,融资成本也相对较低,在政策诉求方面,更多的追求准入前国民待遇、同等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市场门槛平等就行。对小微企业而言,更需要的是投融资体制机制保障,是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微型企业是100%的草根经济。政府解决好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使社会产生更多的小微企业,带动更多人就业,可以减少失业保险费的支出,长远看还能增加税收,推动整个社会步入良性循环。这实际是变“输血”为“造血”,把买“棺材”的钱用来买“补药”,从投入产出效果看也是非常划得来的事。


在具体扶持上,要采取针对性举措,努力提高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关键要建立“1+3+3”的政策体系。

 “1”就是一个创业者、带头人,带上10万元资本金创业,带动七八个人就业。这是一个底线,能够多一点当然更好。


第一个“3”,是三笔资金。一是各行各业各种创业者的群体中,对鼓励类的小微企业比如返城农民工、下岗工人、复转军人等七八种群体,政府给予3—5万元资本金补助;二是经营过程中给予资本金等额的税费减免;三是给予至少和资本金1:1的贷款融通扶持。同时,各种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普惠性优惠政策都叠加上去。这样创业者就会有20多万启动资金,就能创办一个像模像样的企业。对于这三笔资金,扶持归扶持,但绝不放纵,监管上做到不抽逃资本金、不搞空壳公司、不炒股票和房地产。


第二个“3”,是三个平台。一是创业培训平台,农民工、下岗职工、新毕业大学生、技术人员并不是天生就能创业的,为此开展三五天或两三周的创业基础知识培训,然后再让他们到市场上去摸爬滚打;二是创业孵化平台,主要是利用旧厂房、旧仓库等改造成创业基地,为创业者提供租金低、配套好的办公经营场所;三是与龙头企业的对接平台,包括大企业外包各种订单给微型企业,龙头企业外包产业链上的各种环节给微型企业,政府采购微型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等等,帮助微型企业打开经营局面,不断发展壮大。


总之,对微型企业的发展,除了上述“1+3+3”的扶持政策外,还应形成一整套的管理措施,比如小微企业所经营的行业涉及食品安全、易燃易爆等公共安全的,理应严格管理。这样的政策体系,既符合市场原则,很宽容、很宽松,又很有效率,有助于微企成长,有助于微企占领市场、接单子,而不会成为微企成长的束缚,是市场主体长期有效的供给。


三、坚决去产能、去僵尸、去杠杆

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和高杠杆企业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劳动力和资金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向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向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劣币驱逐良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导致整个经济基本面低效运行。去无效供给是绕不过的坎,是必须做的外科手术和经受的阵痛,必须壮士断腕,以当前的短期阵痛换取未来的长远发展。


(一)把握市场竞争法则去产能。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产能过剩或者短缺是一种常态,但必须有个度的把握。就一般情况而言,如果行业过剩10%—20%,市场优胜劣汰,这属于良性竞争;一旦过剩超过20%,恶性竞争就会出现;过剩超过40%,几乎所有企业都泥沙俱下,形成行业性亏损。实际上所谓去过剩产能,就是要把这个行业超过30%以上的部分坚决去掉,对超过20%-30%的就把那些技术差的灭了或收购兼并了。


(二)按照“五个一批”去僵尸企业。推动“僵尸企业”市场出清,主要有五大途径:第一类,破产关闭,对不符合国家环保、能耗、质量技术、安全生产等控制标准和扭亏无望的企业,依法启动司法程序,实施破产关闭。第二类,兼并重组,对仍有发展前景的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支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压缩过剩产能、延伸产业链、促进转型转产。第三类,债转股,依托资产管理公司等平台,打包承接一批银行债权和企业债务,以市场化方式实现平稳出清。第四类,集团重整,在企业内部采取合并、股权收购、资产收购、资产置换、债务重组等多种方式,优化资源配置。第五类,组织调整,对一些由于管理不善而成为困难企业的,调整一下领导班子和组织体系就救活了。对不同类型,要坚决采取不同方式处理,否则时间久了就会积重难返。


(三)“四管齐下”去杠杆。目前,全国各地企业杠杆率很高,是去杠杆的重点,但操作上既不能一刀切地想两三年解决,这容易造成糟糕型的通缩去杠杆,也不能用一种办法孤注一掷,应该多元化去杠杆。从宏观上看,地方政府至少可以用四种办法一起着力:一是核销破产。这对企业来说是破产关闭,对银行来说是坏账核销,宏观上说是债务减免。二是收购重组。这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没有破产,但是会有一些债务豁免。比如,2000年前后的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施了1.3万亿元的债转股、债务剥离,当时的债转股重组中,对活下来的企业约减免了五千多亿的债务。三是提高股权融资比重。如果我国全社会融资中股权融资比例提高到50%,那么一年就增加8万亿、10万亿的股权,这样企业债务三五年相当于会减少三四十万亿,一年十万亿的话,三年里面就是三十万亿。四是控制好房地产公司的债务率。在我国企业类债务中,负债率最高的是房地产公司,平均达到了85%左右。比如,去年中国排名前十的房地产公司资产负债率平均达到80%,有的甚至达到90%。在这方面,内地开发商要向香港学习,几十年来港系地产商负债比内地开放商要低很多,基本上在20%—30%之间,最低的只有10%多一点,最高的只有40%左右。为此,地方政府金融部门要将房地产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控制作为去杠杆的重要方面,优秀的房地产公司,要将资产负债率降低并控制在40%左右,一般的开发商也要将负债率的底线控制在50%—60%左右。从政府管理角度看,凡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负债率超过80%、90%甚至资不抵债的企业,土地部门应当停止土地供应,金融部门应当对其实行存量渐进稳妥微调、增量遏制约束的放贷措施。


四、科学合理供给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商业设施

城市布局一般要以大都市连绵带为基础打造城市群。 城市群或大都市连绵带,一般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城镇化水平较高,城镇化率在70%以上;二是大中小城市规模协调,相邻等级城市人口比例大多在1∶5以内,最高不超过1∶10;三是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网络完善,各城市之间交通便捷、信讯畅通;四是城市功能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产业优势互补。


城市各类设施中,基础设施的重要性首当其冲,基础设施最重要的是完善的综合交通网络。一是承载区域枢纽功能的大交通,包括铁路、机场、港口通道等,这是城镇群提升辐射带动能力的基础要件。二是承载城市群各城市之间连通功能的交通,如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快速干道等,是城镇群的动脉血管。三是承载市民日常出行功能的城市内部交通,要通过城市道路、地铁轨道及公交站场建设,确保城市平均车速达到30公里每小时,高峰时段不低于15公里每小时。四是承载各种交通方式衔接过渡的换乘枢纽。


按照大都市连绵带的框架,每个城市管理者要心中有“数”,应该掌握一些宏观的、战略性的城市规划数据,在决策时体现出经济学逻辑。比如建成区面积,国际惯例是,城市人均占用100平方米左右,包括住房、工厂、交通、商业、公共服务等用地。100万人口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大体就是100平方公里,低了就会拥挤,高了就是浪费。住房建设方面,发达国家人均住房面积一般在30—40平方米。我国人多地少,人均30平方米比较合理。这样算来,1000万人口的城市建3亿平方米住房就可以了,再多就可能出现泡沫。商业设施方面,每2万元的商业零售额可配置1平方米的商铺,每2万元GDP可配置1平方米写字楼。垃圾、污水设施方面,每人每天约产生1公斤垃圾,综合用水0.3吨并产生0.25吨污水,相关基础设施应按此配建。总之,总量控制是门学问,要求总量平衡、动态调整,只有明了这些参数,才能收放有度。


五、有效管控土地和房产供给

土地是供给要素中最为重要的资源。一方面,我国人多地少,在城镇化进程中既要坚守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又要努力保障合理用地需求,城市用地矛盾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土地涉及到房产的买卖、租赁、抵押等交易活动,土地收入一般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1/3,是地方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和平衡城建资金的主要“钱口袋”。因此,必须精打细算,规范管理,优化配置,节约集约用好每一寸土地,管好用足每一笔土地增值收益。


首先,加强土地供给管理,应把握五条原则:一是坚持深度规划后出让,开发地块尽量做到控制性详规、形态规划、专业规划全覆盖,这能使土地出让价格提高30%,最多可达一倍以上。二是坚持生地变熟地后出让。由政府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动拆迁,土地整治好后再出让,不仅能保障依法拆迁、公平补偿,确保各方利益,还能大幅提高土地资产价值。三是坚持招拍挂出让。这是国家三令五申的要求,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既能预防腐败,又可避免协议出让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四是坚持依法收回闲置土地。对久划不拆、久拆不完、久拆不建、久建不完的“四久”工程土地,必须依法收回,挽回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五是坚持土地储备制度。加强土地储备是国务院的明确要求。建立土地资源配置“一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良性机制,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用地保障,也能防止公共资源增值收益流失。


具体到土地储备环节,也有五条原则:一是一步到位储备,细水长流使用。土地储备是有技巧的,必须在城市起飞阶段一次性完成,然后细水长流。二是储备权集中,储备收益各级政府共享。相对集中储备权,有利于土地整体开发利用,但土地储备不应改变公共财政收入分配比例,收益应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分配。四是做好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即土地储备手续办完后,成为有价资产,通过银行抵押融资,搞征地动迁和“七通一平”,生地变熟地;第二个循环,是“七通一平”后,及时完善规划并分批招拍挂出让,回笼资金用于清偿贷款,抵扣一级开发的成本后,增值部分纳入财政预算,用于滚动开发或其他片区建设。两个循环正常滚动,不会诱发泡沫和债务危机。五是严格设置风险“隔离墙”,即做到“大对应、小对口”。大对应,就是做到土地收入与城建资金需求长期总体平衡;小对口,就是当期单个地块开发与一捆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时间对应、资金平衡,“一个萝卜一个坑”,确保微观平衡、风险可控,以免形成糊涂账。


六、打造“五低成本”的投资环境

习总书记指出,“要大刀阔斧降低成本,使优质企业增强竞争力”。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应该具有相对低的税费成本、低融资成本、低物流成本、低土地房产以及水电气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低制度性管理成本。“五低成本”投资环境,主要是解决产业的发展基础问题,是事关地方政府长远发展后劲问题。任何一个城市,只要这五个比较低,全世界、全中国、全社会的各种资本、企业、要素都会向你集聚。如何打造“五低环境”,形成独特优势,不能靠血拼、更不能蛮干,要靠智慧和逻辑。


具体看,一是低税费成本。比如,对高科技产业实行15%的企业所得税率,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然而,由于牵涉到部分地方政府的认识和财力困难,许多地区没有落实到位。有优惠政策不落实,就是在收过头税。思想解放不是一句口号,中央有关部门思想都解放了,给了我们充分的优惠政策,我们有政策还不落实,实在是不应该。降低了税费,看似会减少税收,实则是企业税负降低之后,发展能力增强,反而把税基做大,最终结果是税收总量增加。二是低融资成本。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关键,实际上要把金融系统的融资结构,包括银行信贷、直融融资和非银行这三者之间的比例调整得科学合理,总体控制在银行信贷占50%、直接融资占35%、非银行占15%,是比较合理的。三是低物流成本。物流成本在我国占GDP比重太高,地方政府应主动作为把它降下来。从社会宏观层面,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实施路桥费改革、率先取消高等级公路收费、解决内陆通关问题等,都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从产业组织层面,通过实现进项物流、出项物流和保税物流“一体化”,大幅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具体看,还要优化货运结构,加大铁路这个我国主要的货运系统运输力度,要推动综合交通物流枢纽与物流园区布局相互衔接,要多措并举降低交通物流费用。四是低要素成本。包括劳动力、土地房产、水电气劳动力等各类要素成本。人力成本是企业用工成本的“大头”,企业发展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劳动力资源很充足,企业用工非常稳定,工人流失率就不高。低土地房产成本是一个地区重要的竞争力,高地价、高房价会逼走一些企业。五是低制度性管理成本。要坚持通过简化审批手续、落实负面清单管理提高办事效率、降低制度性管理成本,同时要着力建设好开发区、保税区、自贸区等开放设施,这些制度性基础性要件对城市的运行效率和区域地位具有重要影响,有了这些要件就会成为区域乃至国内国际的门户和口岸,经济发展才会积聚更多动能。


七、加快创新创造新供给

本质上讲,创新就是通过创造新供给来催生新需求,一旦资本、资源、人力资本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产能过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平衡,而且能级还会有一个大跃升。现在各城市、各大学、各开发区都在推进各类孵化器,过程中要把准它的脉络,如果关键环节把握不住,干到后面一堆乱糟糟,事倍而功半。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抓住六大环节:


(一)分类指导,把握好“0—1”、“1—100”、“100—100万”三大阶段财政、金融的科研投入。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性推动创新的三个阶段分类施策,分别予以财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投入: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基础创新,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技术创新、是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干的活。这方面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又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各类小微企业,在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做好技术转化创新工作。目的是形成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生产过程。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大规模生产力形成,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等。总之,创新有不同的阶段性,投融资的需求和性质各不相同,“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要在“0—1”、“1—100”、“100—100万”三个阶段以不同的金融工具、金融品种分类指导、分类施策。


(二)三个“1/3”的专利股权分配体系,是做好科研成果转化的关键。有效的知识产权激励政策和专利收益分配,能够激发科技人员和机构的巨大创造活力。比如,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周围,吸附了数千个专事成果转化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形成了近万亿美元产值。很重要的原因是科研成果收益分配的“3个1/3”。美国《拜杜法案》规定,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业资本投入产生的成果,其知识产权获得的收益“一分为三”:1/3归学校或公司,1/3归研发团队,1/3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这个跟我国的不同在哪?以前计划经济的时候,一切专利归国家和集体所有;2000年以来随着科研体制的改革搞活,成果发明人可以获得25%—50%的专利权;最近两年,进一步放开,成果发明人享有股权可以50%甚至75%。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是针对研发人员的知识产权加强激励。但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要知道,能搞出“0—1”的不一定搞得出“1—100”,基础创新的设计发明人与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人、生产工艺转化者、生产制造组织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给了发明人50%、75%的股权,最后好像没看到太多的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出来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尽管占有50%—75%的股权专利,但由于没有太多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专利效益最终体现不出来。根本原因是缺少《拜杜法案》这样的规定,缺少对转化专利的企业予以激励,导致创新成果没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拜杜法案》,把科研机构、研发人员、科技企业三方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三)符合六个特征的孵化器是抓好转化基地的关键。一些地方搞孵化器,往往拿出一栋楼不分青红皂白,免几年房租,用低租金成本吸引一批科创类企业或中小企业,“捡进篮子都是菜”的搞法,除了热闹,效果不会好。美国硅谷之所以孵化能力强,很关键的是,这些孵化器集合了6大功能:一是项目甄别。聚焦专业领域,把好准入环节,分门别类,不能散而杂。生物医药孵化器,不能弄一堆机器人或其他行业的孵化企业。二是培训指导。创新创业者经过培训,成功率一般可从10%提高到30%。三是共享服务。公共实验室、专用设备或专业设施,由孵化器提供。四是股权投资。有种子基金、天使基金、风投基金、引导基金等多层次投入体系,覆盖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五是收购转化。通过上市、集团收购、合资合作、成果转让等措施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六是资源集聚。孵化器应成为行业信息传递、知识交流、人才汇集的窗口。总之,归纳美国硅谷地区办好孵化器的上述六项措施,可以启发我们:搞孵化器、加速器不是搞房地产开发,一个省的创新平台不在于各级地市州、区县开发区大批量、排浪式地去搞几十个上百个平台,关键是要少而精的搞出若干个集聚上述六大功能的创新平台足矣。一个符合要求的平台可以孵化出上百家甚至上千家优秀高科技企业。


(四)在“100—100万”阶段抓好独角兽企业的培育工作。从经验看,独角兽企业往往有五个特点:一是独角兽企业通常产生于“100—100万”阶段发展的高科技企业;二是成长之后市值巨大;三是成长过程不断吃钱,多轮融资,融资规模大;四是技术含量和商业模式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趋势、成长潜力巨大;五是产品有时代意义、全球意义和巨大市场。因此,发展独角兽,应当重点在“100—100万”这些大规模产业化成长阶段的高科技企业中,选择有成为独角兽可能的予以支持。投资独角兽,最忌的就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对那些已经从独角兽成长为“恐龙”、市值与股价成长潜力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丧失的企业去追捧投资;最忌对一些缺少真正技术含量、没有前瞻性商业模式却非常善于投机取巧、包装的看似独角兽的企业去追捧投资;最忌那些打着独角兽的旗子不断圈钱,又不断出现高管跳槽、大股东股权抵押套现搞庞氏骗局的企业去追捧投资。


(五)政府要为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建立良好环境。主要有五个方面工作:一是发挥股权投资市场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包括出台参考拜杜法案的政策、VC和PE服务科技创新政策、上市公司独角兽制度,等等。二是完善股权投资的政策环境,比如,对高科技股权投资,其企业所得税可以按照15%予以征收。三是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引领作用,与各类VC、PE结合,当好母基金。四是完善以资本市场为主的多层次股权投资市场,畅通股权投资的退出通道。五是推进提升VC、PE企业的品质,约束规范阻挡创新的不利因素。


八、增加有效的人力资源供给

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国运最大的运气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了中国人口红利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当前,全球进入了智能化社会,需要的不再是蓝领劳动力,而是白领大学生,恰恰这当口中国从人口红利时代转入了人才红利时代,每年大学生毕业700万,这是巨大的人力资源红利,是引领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武器。地方政府要充分把握这种人口红利转型趋势,进行科学安排部署,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一是政府部门要加快布局高端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适合大学生就业的产业,用足用好用活大学生人口红利。二是支持高等院校研究调整专业设置,使之更加适应现产业发展需求。三是加强大学生就业技能和创业能力的培训,鼓励自主创业。


就农民工而言,这个群体今后十年规模增长空间有限,但关键是挖掘存量群体的潜力,大体有两三亿左右,这两三亿农民工在城乡间“钟摆式”流动,这样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全世界都罕见,制约了人口红利的释放。一般而言,城里人工作到60岁才退休,而农民工年龄超过45岁,企业就不愿再雇佣,这样农民工就损失了1/3的有效劳动年龄;再加上每年春节返乡过年,一来一去就用掉两三个月,又是1/6的劳动年龄,总计损失的劳动年龄就占去了1/2,导致我国“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这样的劳动损失,对生产力是很大的破坏。比如,为应对春节农民工返乡,企业或者选择提前备货,或者无奈放弃市场,年后复工又得培训新员工,这些都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中央提出,到2020年要解决“3个1亿人”的问题:第一个“1亿人”,是促进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第二个“1亿人”,是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第三个“1亿人”,是引导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解决好这三类人群问题,从供给看,有利于稳定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成本,培育现代产业工人队伍;从需求看,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扩大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关键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转移人口意愿,充分保障转移人口权益,完善各种功能配套,以产促城、以城纳人、职住平衡,实现转移人口安居乐业。


九、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方法

无论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需要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是经济增长的外在动力,如果通过招商引资,每年把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国内外资本引来,五年下来会增加几千亿的投入,发展步伐就会大大加快。招商虽然不是新事物,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招商方式有所不同。过去靠土地、税收、资源等优惠政策,说到底,这是原始的“自残式”招商,造成各地区恶性竞争,互相挖“墙角”。现在招商,是政府和市场基于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形成互动的结果。要讲究战略方式,从优化资源配置入手,一招发出,就可以把各方面都活化运转起来,真正实现双赢、多赢。


(一)以产业链招商。按上中下游产业链,利用已有的上游企业招引中游、下游企业,利用中游、下游企业招引上游企业,或利用中游企业招引上游、下游企业,形成上中下游产业链的优化配置。企业有利可图,愿意集聚在一起,招商就能事半而功倍。比如,按照“垂直整合一体化”方式,将品牌商、代工企业、零部件配套厂一体推进的结果。总之,一个能上下游互相配套的、有较大市场规模的产业链体系,往往具有较强的产业集聚能力,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运行成本,而这正是吸引世界级巨头来重庆发展的撒手锏。


(二)以资本注入式招商。招商引资往往关注的是引进资金、资本,但在资本的时代,更应该关注引进能驾驭先进技术、人才、产品和市场的一流企业,并以本地能集聚的资本吸引这类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项目往往投资额都很大,只靠企业自身的资本积累是难以持续投入的。比如液晶面板,中国缺口巨大,但投入一个项目少则三四百亿元、多则五六百亿元。尽管这类产品市场短缺、效益前景良好,但由于资本、技术门槛高,有能力干的企业并不多。所以,这样的项目既要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又要有高科技企业的技术供给,还有产品供不应求的市场供给。


(三)以牌照资源补缺式招商。包括上市公司、金融牌照、现代服务业牌照等重要的政府许可性资源,吸引没有这种资源的内外资企业过来,通过捆绑项目或其他资产方式“投桃报李”,互相优化资源配置。尤其对差一口气就谈成的项目,在没有这类政府许可性资源的情况下,承诺帮助企业向国家争取所需牌照也是一个办法。比如,一个大型企业集团,全国有几十个工厂,每年几千亿产值,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没有财务公司的,我们支持他办一个财务公司的牌照,财务公司要人民银行、银监会批。我们帮助做好具体的沟通,以期有关部门批准。这也是招商引资的合理措施。


(四)以收购兼并式招商。对现有的国有、民有企业资产,转让部分或全部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国内外流行的发展方式。对在本地发展不好的企业,可以通过引进国内外企业直接收购兼并掉,一方面盘活了企业,另一方面还引进了新的资本。对在外地或国外发展困难的企业,如果对该企业的行业特征、核心技术、市场前景、财务状况都有实质性的了解的情况下,方向看清楚了,也可以直接买断对方的控股权、整体搬到本地来生产。


(五)PPP合作招商。只要公平公正、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可以让社会资本参与政府公共服务项目,这是合作共赢的招商。关键是要做到“五种平衡”:第一,凡市场化收费可以平衡投资的,比如高速公路项目,就完全放开,由市场主体来做;第二,凡当期收费较低、暂时平衡不了的,像供排水、停车场等项目,就可以通过逐步调价的措施,使项目最终形成投入与产出的大体平衡;第三,凡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收费的投资项目,要通过政府采购、分期付款的方式,把一次性投资变成长周期的公益服务采购,以时间换空间,形成长周期的投入产出平衡;第四,凡是特别大的投资项目,比如地铁项目,没有条件以采购方式推进运作的,政府就应配置土地等相应资源,使其平衡;第五,对土地开发整治等收益很高的公共服务项目,政府要限定投资者的收益幅度,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否则就是搞利益输送。推进中,要注意严防“形股实债”的PPP,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回购社会投资的投资本金,不得以任何方式承担社会资本的投资本金亏损,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社会资本承诺最低收益,不得将项目融资偿还责任交由地方政府承担,防范社会投资方在实际经营中乱收费、防止同类项目不同标准、防范灰色交易、防范项目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出了问题撒手不管。


(六)产业引导基金招商。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一般会产生1:3或1:4甚至更高的杠杆比。政府出资30亿元,凭借良好信用,通过杠杆撬动,可吸收100多亿社会资本参与,整个投资基金规模就会变成150亿。这种放大效应,使财政资金可以更多投入到各种技改、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还能推动企业重组和并购。同时,股权投资基金本身是一种市场化选择机制,具有优胜劣汰功能,由基金管理人选择项目投资,总体上会选到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优质项目,从而助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一种优秀的招商方式。


在招商引资中,要把是否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带动就业作为重要条件,要确定“三不招”、“五不搞”原则: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不招、过剩产能和产出强度不达标的不招、环保不过关的企业不招,避免了“捡到篮子都是菜”。与此同时,不搞血拼优惠政策的“自残式”招商,不搞众筹招商,不搞P2P招商,不搞炒地皮,不搞炒房招商,防止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和乱象。


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打赢这场硬仗,定会有效破解我国面临的内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引领我们迈向更高水平、更有质量、更富效率的发展新境界。希望地方政府坚定信念、坚持不懈、努力奋斗,力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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