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16  【精彩回顾】丁立莹:近代中国司法起源——百年司法看天津 | 博物馆下午茶第168期

12月16日,第168期博物馆下午茶在天津金融博物馆成功举办。本期博物馆下午茶由天津金融博物馆和天津广播电视台滨海广播联合主办,滨海广播《城市记忆》节目制作人于霁丹女士担任主持。活动邀请丁立莹老师主讲,主题为《近代中国司法起源——百年司法看天津》。


主讲嘉宾   丁立莹

一级律师、中国法学会会员


相对于西方,中国近代司法成型较晚。天津在近代创造了一系列司法史上的辉煌成就,对中国司法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期活动中,丁立莹老师结合“开平矿务局伦敦诉讼”等典型案例,为我们讲述天津司法在近代频繁更迭的政权下不断发展的历史,以及司法与金融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末近代司法制度在天津初步形成


天津教案发生后,“洋律师”首次在华出庭


清朝末年,中国近代司法制度在天津初步形成。这一时期,西方司法制度传入中国,九国租界在天津划定后,西方律师出庭辩护的司法模式在津兴起。由于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没有律师职业,加之领事裁判权的产生,中国出现了外国执业律师的身影。


1870年,天津发生震惊中外的火烧望海楼事件,史称”天津教案“。该案让直隶总督衙门第一次直面“洋律师”出庭代理案件的新局面。为平息“天津教案”的影响,曾国藩选择以妥协求全的方式,尽快将涉案犯人公开问斩,作为对外国人的交代。但外国律师却坚持遵循程序,组成律师团,进入天津的法庭参加诉讼,依法定罪量刑。教案将法庭诉讼这一全新的司法模式引入中国,使清廷和国人开始探索司法改良、建立新的司法体系和制度的革新之路。


1911年北洋大学堂法律乙班师生合影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纳入国际关系体系。伴随清政府“新政”的实行,盛宣怀和丁家立于1895年10月在天津红桥区北运河畔开设北洋法科,在与西方接触较早的天津及东南沿海等地招生,并招募外教任教习,如讲授法律的美籍学者林文德等。从此,天津北洋法科作为中国第一所法律高等教育院校,为日后中国司法的汇通中西、法制变革、开启民智储备了大批优秀人才。


1900年,北洋大学将第一张毕业证书——“钦自第一号考凭”授予王宠惠,这是自天津诞生的中国首张大学文凭,王宠惠后来也成为民国第一法学家。北洋法科的毕业生“人才济济”,除王宠惠之外,还有日后成为北洋大学校长的赵天麟、革命先驱张太雷、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徐谟、著名法学家吴经熊等。这些司法人才创造了司法和律师实务等领域众多的辉煌业绩,为中国司法发展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天津北洋法科也因此成为孕育近代法学家和律师的摇篮。


作为清政府司法改革的重要一步,1906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决定在天津试办审判厅,令天津知府凌福彭拟定章程并筹建。1907年3月23日,天津高等审判分厅正式对外办公,成为中国最早的地方审判机构、检察机构。它与此前在天津设立的全国最早的警察机构和最早的近代监狱(习艺所)一同构成了完备的司法体系。1909和1910年,清政府又先后颁布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以法律形式确认律师存在的合法性。


中国首次越洋诉讼

——开平矿务局伦敦诉讼案


当时,严复正在天津开平矿务局任职

成为中国政府赴伦敦诉讼的代表


1905年,一场号称“世纪大诉讼”案件——开平矿物局股权诉讼案在英国伦敦拉开序幕。当时严复正客居天津,并任职天津开平矿务局中方总办。他作为中华讼师代理,以讼师身份前往英国亲历诉讼的全过程


1905年1月6日,为收回开平煤矿,张翼、德璀琳、严复等人抵达英国伦敦,伦敦法庭开庭审理开平矿务督办张翼控告英商墨林和在英注册的开平有限公司骗占开平煤矿案件(简称“开平矿案”)。这段诉讼经历说明,中国官商在经济纠纷中,遇到外国势力利用诉讼规则进行对抗时,开始优先考虑选用法律专业人士提供帮助。昔日咆哮公堂的情景,逐渐被律师当庭辩护的模式取代,这是近代中国走向法制化社会的重要进程。


民国政权更迭下的天津司法概况


滦南县干部看望晚年的杨三姐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司法改革是其重要标志之一。民国政府在司法机构、司法体制、司法人才及司法制度等方面进行重新规划,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司法现代化的进程


民国时期,司法体系虽然得以确立和发展,但是经常受外界因素干扰,法律的公正性难以真正体现。以“民国七年杨三姐四进公堂为其姐伸冤”案件为例,该案历经重重困难,虽然杨三姐最终胜诉,罪犯被绳之以法,但其中的曲折,基本都是执法者利用法律漏洞为己谋私而造成的。司法进步的体现是让更多普通公民的权益得到保障,杨三姐一案经过诸多波折,最终经知名律师徐维汉的帮助,才在天津高等检察院得到公正裁决。这也恰恰反映出天津作为当时经济、金融、司法中心,同样也是近代司法制度改革的先行者,司法改革正是应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进步。


革命根据地的立法及司法制度


木刻版画《马锡五调解婚姻纠纷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最早开展的立法运动,要属《劳动法大纲》的发布。大纲分别从“保障政治上的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立法要求,后来它成为工人运动的斗争纲领,为以后革命根据地的劳动立法提供了范本。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于1934年2月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该法案中关于劳动法的部分,宣布废除对工人的各种封建剥削和一切压榨工人的陋规,并对工时、工资、青工和女工的特殊利益、劳动保护以及劳资纠纷的处理办法作出具体规定。这些保障广大群众利益的法规更得民心,更适用于中国民众。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并准备按此原则草拟宪法。根据解放区土地、劳动、经济立法的指导原则,1948年3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护工商业的布告》规定:“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经营,得受边区法律的保障。如被侵犯,工商业主可依法向政府司法机关提出控告”。这些经济层面法规的提出为解放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法治的道路上,最广为人知的是由陇东分区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分庭庭长马锡五首创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这一方式走的是群众路线,能够简化诉讼手续,实行巡回审判、就地审判,受到广大群众认可。因此,在边区管辖范围内得到普遍推广,也对后来的人民司法审判程序产生了重要影响。 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立法和司法制度为建国后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法制化的未来发展


建国之后,中国社会不仅经济生活发生巨大变革,更走上了民主法制的道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民也开始深入思考经济体制与法治建设的内在联系。中国法制的不断完善也成为经济、金融、文明向前发展的依归。


天津金融博物馆



天津金融博物馆建立于2010年6月9日,坐落在天津市具有百年金融历史的解放北路,所在建筑原为法国俱乐部,是中国第一家集展示、教育、金融文化消费和金融史研究活动为一体的专业金融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


天津金融博物馆定期推出不同主题的专题展、讲座、论坛、活动。其中,博物馆下午茶、中国金融藏品博览会、天津金融博物馆新年音乐会等活动已成为知名文化品牌。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全国纸品联盟天津活动中心也在博物馆落地,使天津金融博物馆成为推动金融、文化、收藏发展的重要平台。


天津金融博物馆已接待部级领导90多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改委、金融办等领导上千位,各界访客55余万人次。张高丽、孙春兰、陈元、黄孟复、王东峰、高云龙等领导都曾莅临参观指导,英国前首相布朗、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投资家罗杰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雷斯科特等国际知名人士也都到馆参观。作为金融启蒙、金融生态和金融普惠的重要机构,天津金融博物馆已成为天津市的一大特色金融文化地标。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解放北路29号

邮编:300041

联系电话:022-28358365

开馆时间:每周二至周日10:00-18:00  周一闭馆



▼ 天津金融博物馆交通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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